（千军万马战围垦 董光中摄）

沙地外围的钱塘江河口段，正是涌潮澎湃的地段。

古时，因此处江流曲折，风涛险恶，有“之江”、“罗刹江”之称。明清以后，沿江两岸坍涨无常，河槽多变。据史载，早先江道一直流经航坞山和赭山之间的“南大门”。由于江潮冲击，“海岸坍摧”，明末清初，南大门淤塞，江道改走赭山与白虎山之间的“中小门”。至乾隆二十四年(1759)，中小门亦淤塞，江道进一步移到了白虎山、蜀山以北的“北大门”，原本属于海宁府的大片区域也于嘉庆年间划归萧山县所有。沙地由此而逐步形成。

江道改走北大门后，江面仍然宽浅，江中淤沙颇多，沙地继续扩张。民国3年(1914)的军用地图表明，赭山、白虎山以西及蜀山、头蓬以北的南沙大堤外，有着大片的涨沙，其向北伸展的界限比今日的围垦区有过之而莫不及。据有关资料，这片涨沙“广袤久熟、村落稠密”，人们在此从事种植、制盐、放牧等，并形成了商贸兴盛的小泗埠、曹案埠、三岔埭三个著名市镇。

然而，那时的南岸大堤多为土堤柴塘，经不起江潮冲击。清末开始，决堤“坍江”由北岸转向了南岸。赭山、白虎山以西之沙地，自光绪二十五年(1899)至民国17年，逐年坍失，岸线南移15公里，江潮侵袭南沙；白虎山向东至新湾段的南沙大堤外的沙地，在民国31年至民国35年的短短几年间，全部坍失，小泗埠、曹案埠、三岔埭三个市镇都沦入江中，岸线回归到了南沙大堤，江潮还频频危及南沙大堤边缘的头蓬、新湾两镇；新湾、党湾以东的沙地，则自民国37年中秋节后开始坍塌，至当年底，“坍去农田1万余亩，盐田2万余亩”(15亩合1公顷)。当时的《东南日报》称：站在新湾、党湾街道上，可见“江水连天，桅樯如织”。民国37年6月，南沙水利会有一统计：清末以降，南沙大堤外坍失的土地，累计达2.93余万公顷。

奔腾不竭的钱江潮，使钱塘江成为我国仅次于黄河的一条灾害之河。数百年中，这一带因“坍江”决堤而造成屋舍毁坏、田地失陷、人畜淹死的灾害，罄竹难书。明、清及民国时期，有史可稽的大潮灾年份共有136年，也就是四年多中就有一年出现一次或数次大潮灾。每一部《萧山县志》，都满载着决堤“坍江”的悲惨史。沙地许多大潮灾，令人触目惊心。如明祟祯元年(1628)，潮灾一次性淹死瓜沥一带1.7万余人；清乾隆三十五年(1770)七月廿三日和次年七月十四日两次大潮灾，溺死的人数都在万人以上；民国10年的潮灾，饿死的灾民有300余人；民国37年潮灾，无所归依的灾民达6万之多。航坞山脚下的著名的“十二支坟头”，相传就是由以往潮灾中的许多尸体合葬而成。

何时能制服滔滔的钱江潮？何时能不再使赖以生存的桑田沦为沧海?这是沿江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。为整治钱塘江河口段，封建王朝也采取过不少措施。清代，治江经费主要由朝廷拨付，素有“黄河日斗金，钱塘江日斗银”的说法。乾隆皇帝六下江南，四巡海塘，被传为千古佳话。巡抚、知府、县官，也多把治江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，他们深知江流安稳，才能天下太平。与此同时，朝廷还直接委任海塘官。海塘官们走马上任前还要主动立下生死状:不成功便成仁。他们日夜镇守治江第一线，广揽壮丁，沿江修堤。而当耗财无数，所修大堤一旦冲垮，便顿足长叹，跳江自尽。一人得其所，后任均效仿。在北岸的塔山坝旁，现在依然可见七位以身殉职的海塘官的衣冠冢。精神固可嘉，但那时科学技术毕竟落后，最终只能望潮兴叹。

民国时期，浙江省水利局引进近代水利科技，初步提出了整治钱塘江河口段的科学设想。但真正得以治理，是解放后实施“治江与围涂相结合”的方针，即以南沙为依托，有计划地围涂造地，在开发利用大片滩涂资源的同时，促使江道由“宽、浅、摆动”转变为“狭、深、稳定”，并使广袤的南沙不再有坍失之虞。50年代初，在南岸险工地段建造起美女山坝、九号坝、赭山湾一号坝和顺坝等，既巩固堤岸，又促成江边涨起大片沙滩，为围垦创造先决条件。1966年冬，省、市、县三级政府首次组织沙地几万农民，在九号坝下游凹囊内实施大规模围涂工程，围得土地1500公顷。围涂促涨沙，沙涨则围涂。之后，又进行了30余次大规模围涂，共围起土地3.33余万公顷，使沙地的区域得以重新拓展。围垦，成了世界造地史上的奇迹。

围涂的主要工程，是在沙滩淤涨到一定高程后，在外围筑起一条高吴淞基点9米左右的大堤，将江潮挡在外面。由于钱江涌潮流速快，冲击力大，围涂必须选择在潮水小、雨水少的冬季，并赶在大潮尾、小潮头的7天时间内，组织几万、十儿万民工突击完工。每当围涂，民工均自备米菜、被铺和工具，于开工前一日赶赴工地。其时，通往江涂的河道上，无数船只载着男女民工及稻草、竹塌、被包、毛竹、簟皮、粪桶、土箕、铁耙等，挤挤挨挨，浩浩荡荡；公路上，自行车、拖拉机、汽车等，宛若长龙，不见头尾。住处一般设在滩涂内侧老堤边，各个生产队用簟皮、油布等搭起的工棚，相互毗连，密密麻麻，一望无尽。黎明，广播一响，人人即起，匆匆早餐后，即肩挑满担护堤宕渣，一律赤足，穿过刺脚的杂草丛，淌过冰冷的“流花沟”^①，黑压压一片奔赴各自工段。江畔风力大，气温低，但掘土挑土的民工均单衣薄衫，大汗淋漓。整个工地，红旗招展，人群熙攘，近看如短兵相接，远望如巨龙伸展。供销社和物资局则在工地、住处设起许多临时商店，供应土箕、铁耙、铁丝、饭盒、雨鞋、猪肉、香烟、老酒等。

“筑堤容易护堤难”，护堤的任务十分艰巨。大堤筑成后，需赶在春汛之前抛石护坡，并浆砌坡面，险要堤段还要构筑挑流保堤的丁坝和水下防护工程。因围涂取土时已经开挖成护堤河，大量石块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江边。由于石块需要量极大，航坞山等处的山宕最多时达120余处。南阳镇的雷山，不仅地表山体被全部采尽，而且挖至数十米深处。

早期围成的滩涂，根据“谁出力、谁受益”的原则，大多分配到各生产队。因实施了“西水东调”工程，能及时把钱塘江萧山段上游的淡水通过南沙地区的河道引向垦区，洗却垦区土壤的盐分，新围土地次年即可种植庄稼。当时的“先锋作物”为水稻和油菜。各生产队均在围垦土地建一间草舍，派出一两人常年居住管理。如遇插秧、耘田、收割等，则由生产队组织男女劳力，乘船骑车去垦区劳作。

1970年，根据自愿原则，义蓬、瓜沥两区开始移民至垦区落户。早期移民集中在青龙山北的“新围垦种”和邻近绍兴的益农垦区，后居住点逐步扩展，并建乡设镇。未移民的围垦土地，或建立农场，或由乡镇、村统一经营。

沿江现已筑起“标准塘”，一般达到可抗御50年一遇洪潮的标准。